书坊｜一蓑烟雨“乱”平生

文｜章宪法
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道尽了苏轼的超然与旷达。这首记事抒怀之作，是宋神宗元丰五年（1082）苏轼被贬黄州时所作。苏轼一生仕途困顿，黄州既不是被贬的第一站，也不是最后一站。苏轼挥之不去的“一蓑烟雨”，究竟从何而来？

自宋仁宗时科举入仕，至宋徽宗时逝于获赦北还途中，苏轼宦海四十余年，正值北宋王朝至为激烈的党争时期。中国古代历史上，历朝历代朋党之争屡见不鲜，宋代官僚士大夫的朋党观最具特点。罗家祥在《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》中聚焦庆历至靖康近八十年间的党争历史，而苏轼之坎坷，正是北宋朋党之争的直接反映。

《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》

罗家祥 著

大学问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苏轼以诗文书画闻名后世，其官僚士大夫的本质往往遭掩盖。北宋政坛上的苏轼，其实比在文坛更活跃。为解决北宋王朝深重的政治危机，宋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，在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新、旧党之争中，苏轼站到了变法派的对立面。宋神宗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苏轼上书攻击新法，由此被贬出京，任杭州通判，后改密州、徐州知州。

客观地讲，苏轼的政治智慧远不及其文艺天赋，更无王安石政治上的远见卓识。真实的苏轼，正如御史中承李定的弹劾奏章所云：苏轼“初无学术，滥得时名，偶中异科，遂叨儒馆，有可废之罪四”。对政治的认知有限，又深度介入朋党之争，是苏轼悲剧所在。

自熙宁之初，苏轼一直反对变法，以其有如泉涌的妙思，写下了大量诋毁新法的诗章。诸多诋谤新政的诗文，苏轼还将其刊印或刻石。苏轼文名极盛，加之守旧派官员的推波助澜，这些诗篇广为流布，“流俗翕然，争相传诵”，成为新法实施的显性障碍。

元丰二年（1079）四月，湖州知州任上的苏轼上书神宗，与之积怨甚久的新党欲置其于死地。这桩北宋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，尽管有着欲加之罪的嫌疑，但案件的审理与处理，仍不失公允的一面。最终，诗案因政敌王安石“一言而决”，苏轼被从轻发落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苏轼能在黄州感受“一蓑烟雨”，已经属于不幸之中的万幸。

元丰八年（1085），宋哲宗即位，高太后因哲宗年幼临朝听政，司马光重新被起用为相，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。完全颠倒的时局，苏轼似应走出人生的“一蓑烟雨”。但是，本来站在新党对立面的苏轼，此时竟又站到了旧党的对立面。

苏轼在给朋友滕甫的一封信中说：“新法之初，辄守偏见，至有异同之论，虽此心耿耿，归于忧国，而所言差谬，少有中理者。”二人在熙宁之初皆百般反对新法，但苏轼又是睿智的，在旧党尽废新法、倒行逆施时，看出并承认了新法所获得的社会效益，从而对熙宁之初的所有言行，感到由衷懊悔和深切自责。既不能容于新党，又不能见谅于旧党，苏轼只能再度自求外调，步入新的“一蓑烟雨”。

“元祐更化”没有带来苏轼命运的改观，主要见于旧党内部“洛、蜀、朔党争”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苏轼因文采过人、声名远扬，高太后对苏氏兄弟始终抱有好感。元祐八年（1093），高太后去世，新党再度执政。北宋政坛戏剧性的变化，带给苏轼的竟是惠州之贬。绍圣四年（1097），苏轼被贬至儋州，这里是宋朝至为荒凉的极边之地。